四 咱家从老大说起（下）
写到这里，我不得不扯得远一点，写一点大姐夫和他家里的故事。照理说这与王家本无关系，但一则是因为故事很传奇、很感人，恐怕别人也很难把所有的故事集中到一块；还有一层关系是，1991年他专门接受了我的采访，当时我也确实有一个写作的计划，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而搁置了，没有完成。1995年他去世后，我又帮助整理了他的书信、遗稿和论文，出了一本书，其间阅读了有关他的大量资料，更觉得当年的搁置是一个遗憾。
大姐夫原名朱承坚，上海人，解放前做地下工作时化名为王光华，以后就一直把化名当作真名用了。1947年8月，他母亲家忽然来了一位名叫克拉拉·布鲁姆的德国女客，自称中国名为朱白兰，来中国寻找朱穰丞。朱穰丞是大姐夫的父亲，1930年在大姐夫6岁的时候，离别妻子儿女，远渡重洋去法国从事国际共运，后转赴比利时和苏联，1938年在苏联突然失踪以后便杳无音信了。近十年后忽然间来了这样一位不速之客，全家人更是一头雾水。
1901年生于上海的朱穰丞，祖籍是江苏吴县洞庭东山，据说那里的朱家为朱元璋的后裔。朱穰丞有个幺弟曾是武汉第一针织厂总工，我见过多次，下巴过于尖长，与朱元璋的画像真的很象，当然这是笑谈。朱穰丞早年为洋行高级职员，还在精武体育会习武，又爱好音乐戏剧，是上世纪20年代末上海话剧界名噪一时的著名导演，被称为中国近代话剧运动的先驱之一，与田汉、洪深齐名。他结交了很多进步人士，和潘汉年、张闻天、夏衍、赵铭彝等人曾为至交。1921年，他邀集袁牧之、马彦祥、应云卫、王莹等人创立辛酉剧社，自任导演，剧目是契诃夫的《万尼亚舅舅》，其妻王季凤饰女主角，袁牧之饰男主角。离国去法期间，他担任鼓吹抗战救亡的《救国时报》的主编，是中共兼法共党员，在苏联期间先后在瓦赫坦戈夫剧院和外国工人出版社工作。1937年底，他与流亡苏联的犹太人朱白兰相识，共同度过了四个月。1938年4月18日，朱白兰接到朱穰丞最后一次电话以后，他似乎就从人间蒸发了。朱白兰认为他肯定是回到了中国，二战后决计不远千里来到中国寻找。
可是自从1938年底以后，上海的家中也有近十年没有朱穰丞的半点音信，妻子王季凤以实相告。然而朱白兰根本不相信面前这位贤淑大度女主人的话，她甚至执拗地认为对方是在哄骗自己，早已把朱穰丞藏了起来。由于女主人的宽容，朱白兰在朱穰丞家里住了整整3天，最后无可奈何地离去。在这以后，她又找袁牧之、萧三、冯乃超、夏衍，几乎找遍朱穰丞的所有朋友，回答都是同样两个字：失踪。
朱白兰仍然不相信这样的事实，她决心在中国等下去。上海解放后，经孙大雨介绍，她到复旦大学讲授德国文学，并开始着手撰写以她自己与朱穰丞感情经历为主线的作品《牛郎织女》，此书后来在民主德国出版。1954年朱白兰加入了中国籍，先后在同济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做教授。196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除了《牛郎织女》外，她还创作有长篇小说《命运的征服者》，中篇小说集《香港海员大罢工》、《香港歌》，诗集《回答》、《更加如此》、《我们决定一切》、《多瑙河叙事诗》、《战场与地球》等。直到1971年在广州去世为止，她还一直在期待着朱穰丞的出现。
1989年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发布命令，恢复朱穰丞的名誉。1990年初苏联使馆将命令通知家属，这才最终揭开了谜底。原来，在1938年苏联大清洗运动中朱穰丞遭到逮捕，被送到西伯利亚劳动营，1943年1月死于西伯利亚。怎么死的，尸骨葬于何处，已经无人知晓。无墓碑，无墓地。1990年大姐夫去西伯利亚祭奠亡灵，只能站在茫茫野地中宣读悼词。消息来得太晚，整整离家60年，无论是苦守半个世纪的结发妻子还是至死不渝的朱白兰都没能等到这个最后的音信。最近有消息说，一部根据朱穰丞生平创作的电视剧已经得到相关部门的批准，不过要是为尊者讳，剪掉朱白兰凄婉哀绝一段，就未免太可惜了。
父亲离家去国无有回还，大姐夫的母亲自己带着三个孩子守在上海，先靠公婆家一点田产收入过活，后靠娘家妹夫和丈夫朋友们资助。老太太文化不高，但三个孩子都被她送上了大学，还个个参加了革命。这姐弟三个，只要一满15岁就入共产党。大姐夫还在上海交大当学生时候，就是上海地下党的较高级别的领导了。他的上级吴学谦是当时的学委书记，统管上海的学生运动，大姐夫直接受他领导，负责同济、上医、上音三所大学党组织工作，乔石则是当时同济大学的党组织负责人，与他同一天入党。上海学委机关就设在大姐夫家中，他母亲坐机关，看门放哨做掩护，被大家称为“革命妈妈”。
解放后，大姐夫首批赴苏留学，任留苏中国学生总会首届学习部长，被称为新中国培养的首位铁道博士。他的成绩优异，特别是改进了苏联院士列车编组计划方法，并被立即编进苏联教科书，轰动一时。我们每次到北京，一定是他亲手给我们做俄罗斯的红菜汤和水果沙拉。计划经济年代没有现成的沙拉酱，他用生蛋黄和熟植物油自制，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讲解，兴致勃勃。只是我父亲看到制作过程，尤其对生鸡蛋不能容忍，每次都要重申声明：“杀了我也不吃你那沙拉！”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母日渐衰老，为把我哥哥从河南小县城调回武汉，母亲请大姐夫开了一个小小的后门。我拿着他的书信找到武机所王成所长，一两个月后大哥全家就搬到了武汉，那是我这辈子第一次发现一封信居然能使人苦苦期盼和奋斗十几年的梦想成真。当然我哥也没白来，汗马功劳还是有目共睹的，呵呵。
由于父亲在苏联失踪的政治阴影，在官阶上大姐夫几十年都没得到过晋升，这也促使他把全部精力都放到了铁路运输的研究和教学上。1979年他任中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代表，去巴黎和他的老战友钱李仁做搭档，是文革后开眼看世界的第一批官员。他当时认为，计算机应用将会给世界工业带来革命性的变革，首倡中国铁路运输电算化，他的人生最后一个职务就是铁道部电子中心主任。1986年在上海他向汪道涵提出开发浦东的设想和建设大京九的设想，是这两个创意的首次提出者；他坚称铁路不是夕阳企业，他首创的用卫星定位列车速度联控行车制式提高列车运行密度的理论，是他没能完成的最后事业。1995年岁末，他在主持会议过程中因大面积心梗而突然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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