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的同学太抬举他了，竟然把琼瑶大婶与夕阳红搅合到了一块。这不奇怪，离故土、母语远了，就会容易被那些中间地带的杂交文化所迷惑。
那琼瑶大婶也的确了得，就着北京那个不少公汽上的站名公主坟，弄出个《还珠格格》，把当时国内的一些个少男少女们都忽悠得疯疯癫癫的。
因为经历的缘故，对琼大婶的作品不感兴趣，也就谈不上去研究了。那些千篇一律得意或落难公子、小姐们的无病呻吟，完全对不上那当过农民、工人的人们的胃口。
再说凭台湾、香港那弹丸之地，无酷暑严寒的，就靠那点毛毛雨的滋润，能够出什么坚挺、长久的东西?
其实对情感与人生的取向，应该在头脑还是张白纸的时候就已经烙上了，那以后的波折、起伏只不过起到加深那烙印的作用。
那最初的烙印在家庭、环境以及有意或无意接触到的书本知识合力作用下，清晰地形成了它自己的轮廓。
这世上大多数人都无力选择自己的出生以及在能够自食其力前所处的环境，而恰恰正是在那个阶段，那如一张白纸般的大脑却是那么如饥似渴的需要精神养份去滋润，那些精神养份的吸收与转化决定了一个人成年后对事物的取向。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十岁左右的我们除了从家庭、学校以及电台、电影等渠道获得精神养份外，能够看到的课外书籍也极其有限，一天到晚就觉得那小脑袋里面空荡荡的，同伴中若有谁看了本什么书能够讲个故事，那自然是有人会把什么炒蚕豆、米泡之类的小东西拿出来真心相贡的哦。
当时父母所在单位有图书馆，职工办了借书证就可以借书看。记得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烈火金刚》，那时收音机里每天都在进行连播，所以要大人去借了来看。看过、听过以后，他那白纸般的脑袋里深深地印下了八路军排长史更新、班长丁尚武、县大队侦察员肖飞，鬼子猫眼司令、毛驴大队长、猪头小队长，汉奸高铁杆、何大拿，中间人物解老转等人的生动形象。
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写下了第一篇读书的感想，可那是被逼着写的。不记得是犯了什么错误，那天学校少先队大队辅导员彭老师（一位二十岁左右、扎着两根粗黑辫子的女生），把他叫到了单身女教师宿舍，从书桌抽屉里拿出一本名为《像他那样生活》的书，要求他在那一周的每天中午都去那儿看那本书，或许可以说那是一种变相的惩罚吧。
那些天中午放学由学校回家吃了饭又马上要赶回学校去看那本书，他那真是一万个不自在、不情愿。他貌似老实、可怜又无奈的读书像，被那位与彭老师同宿舍教高年级的何老师笑了好多回。为避开两位老师的视线，天气好的时候，他会拿个板凳到门外背对着太阳去看那本书。
冬天的太阳把后背晒得暖酥酥，书中的一行行文字，却已悄然把他带到那个与中国山连山、江连江，一年四季都是热天的越南南方。
西贡那位叫阮文追的青年电工，为了刺杀当时去南越视察的美国国防部部长麦克纳马拉，在该部长可能经过的一座桥下安装可控炸弹时被捕，历经磨难后遭公开处决。
由于当时有很多记者被邀参加，目睹、记录了公开处决的场面，那事情就闹得地球人都知道了。
书是由阮文追妻子叙述的，讲的都是些那位青年电工平凡的经历。
若晚上个几十年，在如今这传媒过于泛滥、夸张的年代，那位青年电工绝对是天下第一号的恐怖分子。可在那个年代，那位青年电工却是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劳苦大众们所敬仰的英雄。
书看完了，彭老师要他写一篇读后的感想。那是他最不情愿做的事情，为了快快地解脱出来，他还是硬着头皮在一张纸上写出了几行字。不料彭老师看后，一边把那张纸递给何老师，一边用讥讽的口气说：“那个能由书上四幅看图说话，写出一篇被邓老师（黄长江同学的母亲）当做范文在三年级读来读去的同学，看了这本几十页的书后，就只有这么一点点的感想吗？”
至于那天中午他挠耳弄首、挖空心思，最后才写出叫彭老师满意的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如今一点印象都没了，但估计就是那个时候起，他晓得了笔比口惹的祸要大许多。
一九七零年暑假期间，四十七中校宣队重组后排练了一些节目。开学前在水运大礼堂搞了一次汇报演出，除四十七中的师生，三厂子弟小学、余家头小学的师生也参加了。在舞台上清唱完那段样板戏后，准备向正热烈鼓掌、纵情捧场的师生们鞠躬致意低头的那一刹那，他看见前面两米开外的舞台下，有个人站在那紧贴着舞台，望着他把双手举得高高在拼命地鼓掌，那是彭老师，是那位逼着他挖空心思去写读书感想的彭老师啊！
那天他看见了老师眼睛里热切的期望。几十年前，他曾很多次为没能唱出武汉，走向世界而沮丧。几十年后，他更为没有成为安装炸弹的英雄而庆幸。
多少年来，世界上那些是非、对错与好坏无不都是相对和短暂的。而那绝对和长久的，也就只剩真假、善恶和美丑了，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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